熊说：一直看到71上很多人对于中国发展很关注 持各种观点的都有 但是觉得部分同志比较钻牛角尖 正好拜读了这篇文章 颇有感触 本着“奇文共赏析”的原则 与广大71er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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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长了 所以没有耐心看的人 可以下PDF版本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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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文章让我很感动。
上网5年阅文无数，谈论中国发展问题的很多，上档次的大致有2类
一种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正义凌然不敢说，满腔怒火是一定的，决定鱼死网破和黑暗的现实斗到底，如果斗不下去就悲观绝望。一种是认为形势大好，对前一种人的悲观绝望感到悲观绝望，于是以冷酷的分析反击之。至于理论，两边都有，虽然后者有大好形势支撑，但是基本和理论脱节，所以大家都是空对空。

看的多了，对这种战火相当反感，不管文章有道理没道理，至少读者从感情上就很疲劳，感觉自己都变成FQ了

老陈的这个文章比较不一样，至少在感情上不强烈，也没有使命感。虽然很多地方也在自说自话搅浑水，但通篇都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当然按传统来说，这叫“不够劲”）如果这就是传说中的糖衣炮弹，我承认自己被命中了。

文章的主要问题是废话比较多，很多地方在重复，有的地方纯粹在搅浑水，但是从“好人类文章”的角度看，也不算是缺点。”






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陈经)ZT



　　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20年。
　　
　　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
　　
　　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 本帖最后由 蜂蜜熊 于 2007-7-16 19:42 编辑 ]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是精英阶级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历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么就是捞过界了，历史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官办经济方方面面的分析，会是有所帮助的（写了好多，还没有具体谈到官办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萨苏挖坑大法之一）。
　　 　
　　（八）官办经济--中国政府的SWOT分析
　　
　　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论准备，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弱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改革的大气候。对于中国，剖析了邓小平相当了得的朴素哲学。但是，具体如何改革，如何搞经济，还需要一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借一个时髦的名词，我们对中国政府作一个SWOT分析，中国政府搞经济有哪些Strenth（优势），有哪些Weakness（弱点），又有哪些Opportunity（机会），哪些Threat（威胁）。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说的主要是搞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那么就一定是以搞经济为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在干“事业”，对钱很看不上，考虑的是人类解放的大事，国民经济只是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属于大事业。所以造出厉害武器或在某国逼退美军的priority是高于国民经济的。后来发现造武器或者在全球争地盘不解决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差很远，才不得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结束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这么干反而很奇怪。朝鲜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奇怪了很多年。
　　
　　1. Strenth
　　
　　搞经济的话，中国政府很有优势。我们选几个大的说。
　　
　　中国普通民众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力量所在，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实际上世界各国人民的素质就是千差万别，搞经济的本事当然也差很远。东亚人民普遍比较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工作态度是全球是最优秀的。以前中国人普遍在国企里混事，现在也不少，因为没压力。但是如果逼到头上来，那还是能拼出来的。就是去搞歪门斜道都会想出很多办法，所以中国的骗术最多（我们暂且把这当作另类的积极向上）。而且中国人喜欢往上面看，出名发财致富的愿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人民很多并不是这样的，安身乐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国强多了。以前老毛领着中国人的架势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业，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要搞经济传统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龙的例子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的实质权力顶天大，大到通管一切。这个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观察，是一种罪恶，个人没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经济，如果能够把这种权力用对地方，那不是一般国家挡得住的。实际上搞经济靠政府强推经济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象香港那样当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混饭吃是特例，都自由主义肯定是灾难。现在韩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以后也会成为成功实例。这里说的强推不是计划经济通管的那一套，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进行国家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能称为strenth。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
　　
　　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
　　
　　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中也出过一些乱子，现在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标准，完全可以把他说成一个罪人。贫富不均，腐败这两条比原来严重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说成罪人。所以，这种贬褒评价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说自话。这是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那就不能乱来了。这个也可以绕来绕去，但一般还得硬碰硬，高下之别也就在这里。两个大头，数据事实与预测判断，这两个就不能靠语言与逻辑混了。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验人的认识水平。你坚信中国农民收入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数据来证明反而是增长最快，你就没话了。你说中国没技术在国际贸易里没法混，我把外贸数据一列就可以了，等千亿美元顺差出来这种数据出来，道理不言自明，你当初说得再可怕都是虚的。
　　
　　这种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国往死里说，什么加入WTO一定完，左边一团，右边一团。本来拿些干巴语言抒情骂政府赞民主或者赞主席，我都没意见，骂完赞完了能满足某种情绪，是个好事。但经常就是客观标准瞎来，胡乱预测，一错再错，撞在我手里的就好几出。这我一般都指出来，硬碰硬别人没法辩驳，就此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显得好象我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把柄多得很，我说得保证能比一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预测是明显说中国要吃亏的。非典，铜期货，我都提前明确说要吃大亏。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许多弱点，另一方面，中国兴旺发达腾飞崛起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是乐观派也行，可不是唱赞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国崛起的各方面优势与弱点都摆明，真正理解情势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而且会很有信心。
　　
　　下面继续说中国的weakness。
　　
　　已经说了两个weakness，没商业人才，技术不行。
　　
　　其实政府里也没有经济人才。如果把政府业务当作一种专业，中国政府官员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员在内，对现代经济都没什么知识，现在中央官员好些了，地方官员还是不通。
　　
　　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不是一两个天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得靠全社会的common sense。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发展目标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国当时要是当官的能艰苦朴素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术，造了火车造飞机，占领全球市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不好太多了？这个就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钱这么多，人的认识也要好多了，要搞个自主创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盘西化已经是很幸运了。
　　
　　人素质不行吧，数量还特多。这也给中国的发展打了个上限。比方说中国几个产业相对发展得好些，电信造船之类的都还成。这些产业要是放在中小国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翻个番不成问题。可是在中国，就是个小泡沫，人均加个几百块的，没人注意到。要搞出明显的效应，得成百上千个产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错，就业人员可以算是混成小资了。可是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个不到百分之一的零头，只能吹，一大选，就不行了。
　　
　　人多，国土也大。对于搞经济的某些阶段来说，有时这是个弱点，基础设施难搞啊。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那基础设施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得投多少钱，要建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这种东西，也是玩不得虚的。不行，就是全瞎。连个电都没有，再扯什么经济发展就是搞笑了。这个还急不得。不能说我今天修路盖房，明天拉电，后天农民就住进去了。那需要的资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钢，都得造工厂搞出来。相对来说，GDP就好炒得多了。基础设施搞好了，GDP要炒上去办法太多了。通俗地说，GDP就是基础设施+产业+炒作。最后数字上，炒作占绝对大头，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些fancy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20%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为了对付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十）机会与危机
　　
　　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没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首先，画一个九宫或者3*3的矩阵：
　　
　　紧紧 紧中 紧松
　　中紧 中中 中松
　　松紧 松中 松松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的要诀所在。下面解释一下，不难。
　　
　　一个格子两个字，分别代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每个政策有“紧、中、松”三种选择，组合一下就是九种选择。简单地理解，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钱收税发国债”这些政府进行的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紧就是收缩控制花钱，松就是扩张花钱，中就是二者之间的常规行为。货币政策，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金融工具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这些金融工具的细节不论，如果货币政策偏“紧”，社会上就觉得贷款集资进行消费投资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觉得比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间。
　　
　　如果看GDP的构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政府消费投资与社会消费投资，就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来调控指导了。用“松紧中”两大政策组合来调节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经济增长“平稳”，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要“平衡”。
　　
　　这个平稳与平衡绝对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有名的不平稳不平衡，所以特别知道不平稳不平衡的危害。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高就是20%以上，低就是负增长20%以上，经济零增长负增长好几次，画出图来，整个一“强波震荡”。震一次，就是一堆问题出来，消耗大量资源苦干之下，最后成了浪费瞎忙活。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各个年头的增长率相加是个常数（相当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现在增长多了，后面增长就会少些），那么想使各年增长率的乘积最大，那么应该使各年的增长率尽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长9%连续增长10年，一共复合增长了2.367倍，增长率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强波震荡”，五年各增长18%，五年各负增长0%，那么10年复合增长率是2.28。平稳增长理论上虽然增长高一些，好象高得不多。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一次增长18%以后，会搞得好几年缓不过劲来，根本不可能马上又来一次18%的增长。所以改革前基数低的情况下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7%，远低于改革后的年均9.6%（改革后增长其实也不能算平稳），关键就在于以前震荡得太厉害了，好多本来该增长的年份结果不得不去调整收拾局面。而过热增长会造成供给与需求很不平衡，浪费很大。花大钱建个大工厂，结果没原料或者没市场卖不出去，就全部浪费了，一个这样的大工厂就可以让一个地区好几年翻不过身来。
　　
　　商品价格对过热与短缺还特别敏感，一点子短缺一点子过剩就可以让价格差个几倍。国际原油市场比原来高了三四倍，其实供给与需求的差额与总量相比并没有多大。中国原来焦炭紧缺，出口价格高到400美元以上，结果山西地方上眼热争相上了几个焦炭项目，就过热了，价格立刻降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资源多了，挣得反而少了。这都是过热导致不平衡闹得。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讲也讲不完。
　　
　　政府要去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经济明显过热了，就得用“紧紧”去调，把投资消费降下来。要是做晚了，就成了“硬着陆”，不用政府调整，整个社会投资消费难以为继，自己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大跃进就是一场“超级硬着陆”，经济负增长20%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点（这也说明五年18%，五年0%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经济过冷，国际国内环境闹得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商品普遍过剩，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投资人消费者都没有信心，通货紧缩。这时就要用“松松”去调控，希望通过扩张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改变局面。
　　
　　但是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多种多样，各种情况分别需要用九种组合中的某一种去应对。政府象个蜘蛛一样，一会爬到这一格，一会爬到那一格。
　　
　　根据平稳平衡的要求，政府这个蜘蛛最想待的地方，就是网中央的“中中”这一格。这一格从理论上也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是处于“中中”的位置，那么比较灵活机动，可以随时跑到相邻的格子里去，都是微调，造成经济的波动较小。其它格子都不如“中中”灵活，到不是不可以跑到其它格子，而是一跑就动静比较大。例如从“松松”跑到“紧紧”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政策变化就太极端了，肯定会造成一大堆没料到的投资人骂娘，很多投资项目会完蛋，这就根本不可能平稳平衡发展了。
　　
　　蜘蛛的理想境界，是把“中中”当个大本营，一有风吹草动，就暂时到旁边的格子去一下，等情况正常了马上回到大本营。这些“风吹草动”，从经济数据上来说就是某些经验数据离开了正常的“走廊”，跑到界限以外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的“走廊”的是7-10%，大了或者小了就明显是过热或者过冷了；物价增长“走廊”是1-5%，大了小了就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信贷增长“走廊”是12-20%，大了小了就会出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看看这些数据出轨了或者有出轨的迹象，就相机行事，偏离“中中”搞搞各式各样的调控，把经济数据又拉回走廊，又回到“中中”这格来“闭目观八方”。
　　
　　这些“数据走廊”都是经验数据，还真讲不出啥道理，但是管用。这么看来，中国政府这个“官办经济运行大法”还真没有啥了不起的，好象很简单啊。那么说中国政府在“中中”这个理想位置有多长时间？
　　
　　其实就两年：2004，2005，再以前，没了。中国政府这个大蜘蛛一直是上窜下跳，一直游动不停。连改革开放都不在网里面，得算是在网外四周乱跳。后来慢慢跑进了网里，也是四处忙活，沿着边乱窜，总没机会停在中间，经常就是左上角与右下角两个最远的极端来回跑。
　　
　　后来2003年过去，终于忽悠进了“中中”这个黄金位置，还不敢相信了。经济学家争了很一阵子，到底是“过热”还是“过冷”，会“通缩”还是“通胀”，各方好象都有些道理，开始还没想到其实是到了“中中”。
　　
　　等各种经济数据陆续出来，好得和编的一样，中国政府大致明白了，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觉。多少年了，就是这段日子舒心些。就势给“中中”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双稳健”。
　　
　　（十二）“运行大法”的奇异之处
　　
　　我上一节说的“官办经济运行大法”从表面上看，其实就是经济学里司空见惯的的东西，没啥稀奇的。如果加上一些干巴经济学词汇，堆上一些数据，那就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的调调没啥区别了。
　　
　　但是，本文最初就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看看这个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大法，哪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及经济学家们假装中国经济很正常，或者应该正常，就用一些正常词汇去描绘古里古怪的中国经济。你看中国政府宣示经济政策的某些话，都是些流行词汇，把国名换成其它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中国那些经济政策的相关背景，以及实行起来架势，那就完全是自己独有的一套了，想按“正常”去理解就会越来越糊涂。
　　
　　例如，中国政府对“紧中松”各安一个宣传味道较好的词：“紧”就是“谨慎”的，“中”就是“稳健”的，“松”就是“积极”的，总之怎么做都是动机良好的。这也平常，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谨慎稳健积极地搞经济。然而，其它国家跑中国来看，可能会吓坏，中国政府即使是在“谨慎”地搞经济，在它们看来也是“疯狂”的。当中国政府感觉经济增长很不好时，可能是增长7%的样子，这要是别的国家，都是很不错的数字。
　　
　　当中国政府“积极”了那么几年，世界上一半的建筑机械就跑中国干活来了。好几个世界级大项目同时铺开搞，要不注意，都不知道中国在搞多少超级项目，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数目。
　　
　　这里就要用到前面SWOT分析里中国的优势，简单归纳就是，政府组织干项目的能力很厉害。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以政府为主干的，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可一说到大项目，那还是政府出面，政府还越干越有劲，民营外资想干还不让了。这就和自由主义那种思维对政府的要求很不同。二是敢想敢干还干得成。其实要光说项目，世界各国都能吹吹，但是真敢干最后还提前干成，那就得数中国了，这没啥道理，把数据一摆，发展中国家都得管中国政府叫大哥。三是奔着干成算就开搞，至于是不是该干，怎么干比较有效率，会出多少毛病，那个不太管，反正我就干了，你不管是不是中国人唧唧喳喳不管用。所以干着干着就一堆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事先对中国政府这个特点有了解，再去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公报什么的，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看着政府的工作报告笑得打跌。政府一边口口声声要搞市场，要科学发展，一边又一本正经地安排下各种离奇古怪的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办到的发展目标。回头一算上年增长率，哟，又超过规划了。这个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政府报告上力透纸背的几个大字：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与经济学家的言论，透着一种平静的“疯狂”劲头。表面上讲很多困难，承认许多缺陷。一讲到目标与展望，那种人定胜天“尽在掌控”中的口气就出来了。多少年都是这样了，因为中国政府的确可以这样做，而且真的做得到。这在世界各国绝对是独一份的。象印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愿望十分迫切，一有机会就大吹特吹。可要说象中国这么安排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说什么“今年比较困难，条件不行，搞个7%左右吧”这样的话，印度政府就不敢。它多少有些靠天吃饭的意思，增长好是运气，增长不好也是运气。而中国政府就不是这样了，增长不好不是运气，而是工作失误，增长好那就年年世界第一当仁不让。中国政府透着一种“只要自己调控搞得好，就谁也不怕”的意思，是一种绝对主动式的操作方式。
　　
　　这实际上是很让人看不惯的一种作派。我估计中国政府自己还不觉得，其实世界各国看不惯中国政府很多年了，所以老是盼着中国出事，一有机会就鼓吹中国崩溃论。于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找中国经济的毛病，毛病确实是越找越多，还不是瞎编的假毛病，都是有理有据可以卖书挣钱的，可眼见着中国政府本钱越整越大，让人越来越想不通。
　　
　　这是对官办经济不了解。官办经济就是这样，平静中疯狂，疯狂中毛病，毛病中增长。
　　
　　本来，不是这样的。至少90年代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三）官办经济之前的改革时期
　　
　　现在官办经济搞了十多年了，已经有了个基本样子，以至于中央政府加个“中国特色”后把它打扮成市场经济，也能蒙住很多人，外国的崩溃论势头也下去了。一些经济政策，也基本有了谱。到不是说就知道该怎么搞了，要改革的地方到处都是，“说起来都是泪”，全世界最离谱毛病最多的经济体就是中国。但是要论“带病运行”的本事，这个全球不作第二国想。经济政策不合理是知道的，要改也是知道的，要改成什么样虽然不知道，但有一套“摸”的成熟办法。东摸摸西摸摸，基本全是错的，对一个不容易，但就是稳得住，永远有得摸，“有赌不为输”。就这么摸来摸去，还真就做大了，如今已是势大难阻了。
　　
　　这种摸法，是90年代以后的模式，也是官办经济的成形期。所以，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两阶段看的，以邓小平南巡为分界线，前面是真正在搞改革开放，后面与其说是在搞改革，还不如说是在搞官办经济。所以，就是两段，一个改革探索时期，一个官办经济时期。前面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外开放解放思维，各种思潮混战一通，非常混乱不稳定，但是为官办经济的出台作好了准备。后面就是真正的把官办经济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路线，是中国的独门绝技，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分析的一段。
　　
　　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主要是因为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清楚。一方面，一些人脑子僵化，就在一些旧名词里打转转，拒绝接受新事物，改革总有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思维方式是旧的，却跳到了新的自由民主名词体系里，推出了更加危险更加极端的自由化思潮。这两帮人打来打去，两任总书记都倒了台，中国经济也跟着抽风一样。说老实话，要还是这样搞，跟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搞成新旧党争，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的。还好老邓把这两派都收拾了，搞开了官办经济。老邓用天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僵化的左派，再更加天才地把自由民主派全赶到国外，解决得比左派更加彻底。
　　
　　现在我是一点不担心了。虽然还有不少事会吃亏，象铜期货亏个几亿美元，这种事不会少。但那是进步的代价，能吃到某种亏表明有资格去搞事了。大面上，中国都有了自己成熟的主意，不断进步只是时间问题。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不比世界哪国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十四）大气候，小气候
　　
　　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与政府谈判，一会儿又游行支持共产党，连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干啥，就是觉得大学生爱国不容易，另外反对当官的。也是那时中国学生少，精贵得很，全社会当宝一样捧着，所以就任他们闹了好几个月。到后来，就等于成了这样的局面，学生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门住着玩，还一定要政府派大官来赔着玩。所以，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动乱，根本上大多数人是玩心很重的，热心参与者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支配，内心里不把这当个多严肃的事。所以，把国家首都中心占了那么长时间居然理直气壮越玩越high。后来，政府不让玩了，果然就没有学生玩了，可见当初学生们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认真救国救民。相对的，旧社会的学生运动要真诚的多，国家真的是惨得很，内心的悲剧情绪是真的。假设以后日本又和中国打仗，中国政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学生们就算明知有镇压也是会去游行的。但1989年显然不是这样的，有点子象文革刚闹的时候群众挺高兴的，并不是真的认为国家危急。
　　
　　工人农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没饭吃，也就没有闹的动力。所以整个国家的乱也有限度，远比不上文革那种全社会停止运行搞批斗武斗。
　　
　　但是苏联东欧是真的人心都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民是真的想搞自由民主搞资本主义了。如果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也许没到绝对多数，因为也有很多下层工农。但肯定比中国知识分子那几条破枪要多得多。知识分子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代表人民了，至少可以支配影响人民的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派军队平暴，搞掉的是一小挫人，那么苏联819政变抓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人，真的是一小挫。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苏东巨变是必然的，从思想层面上没有其它结局。和平演变的确是胜利了，早在各国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之前，就已经在思想上胜利了，最后的政变不过是履行确认手续而已。
　　
　　但是在中国，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胜利过。在朝鲜越南肯定也没有。我可以肯定地预期，以后也不会。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教育程度低，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人底蕴好，或者说老毛有宝贵思想遗产，或者说老邓高瞻远瞩。这也有得吵的。但是中国注定无疑跳开了和平演变设好的局，走向了独树一帜的官办经济。
　　
　　下面会具体讲官办经济的发展运行细节。
　　
　　（十五）从“鸟笼经济”到“官办经济”
　　
　　动乱压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头还是要过日子。接下来怎么搞，似乎是不用争了，老邓发现自己几乎靠边站了。这就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70年代末以来，公平的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冲突是比较缓和的，而且越来越有规矩。就近十几年来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续稳定的政权了，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这并不表明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而是冲突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了。
　　
　　华国锋汪东兴两个中央副主席级别的人离开权力中心，代表着毛泽东路线上的政治人物彻底走进历史舞台。我这里指的是狭意的政治传承，文革时代毛泽东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层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广义的毛泽东路线内涵非常丰富，会长久存在。华汪离职的待遇相当不错，华国锋年年仍是中委，这是进步的开始。一方面华本人没有搞林彪式的鱼死网破，邓小平斗争胜利了也不为己甚。老毛搞斗争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地（至少他不care群众把刘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较狠一点。后面的高层变动，失败者都依华国锋的例子，避免了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血雨腥风权力争夺却让老百姓付出极大代价的惨剧一再发生。所以说意义不小，华国锋也被评为“忠厚”，并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时代从实质政治权力来说，用“八老治国”来概括比较合适。八老指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穷。他们的地位之高，是后辈的最高领导人都比不了的。这没什么道理好讲，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非常讲究老资格，有深厚的历史原因。这里要说明一下，叶剑英是完全有资格把里面的人顶掉或者变成“九老”的，但他去世的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条路，一方面对中央的事务不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广东要来了独立发展的实质权力。长久以来，广东的经济事务由叶剑英家族幕后操盘，中央并不干涉。由于行事低调，也未引起太大反弹。最后，广东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稳定，成为全国最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要把广东单独处理，因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例如，近几年忽然争议很大的国企领导MBO持股，广东不少企业老早就搞完了，那时却没什么人注意。邓选上记载，深圳特区向邓小平提出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被他以“顾全局”为理由拒绝。这也是其来有自，不然难以想象深圳敢搞得这么过火。
　　
　　这八老里面，老邓不客气，自封“核心”，别人也认了。但其实也就是老邓对搞改革比较迫切，对开放比较热心，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推动力量。别的几个从经济政策上讲，都是以陈云为核心，传统上可以称之为“左派”（当然和现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断乎不同于毛泽东那种天马行空，搞经济工作相当实际，经验也很丰富，的确是经济工作一把好手，这是党内公认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到底要怎么搞经济他自己确实是不清楚。当然他办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效率相当高，具体抓经济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赏，这也是党内公认的。陈云和邓小平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政治上不如邓小平有手段，也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所以，他一直以“党内第一经济专家”的面目出现，却没有统领全局能力与想法，不能算是政治家。
　　
　　陈云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鸟笼经济”来概括。这个词表面不太好听，但其实并非那么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需要很好地规划，但也注意到市场是很有用的，计划有时不如市场合适。所以，在计划不太合适的领域，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象一个鸟笼一样，计划定好框子，在框子内部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既防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坏处，又能治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毛病。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能观察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也有很多具体的经验证明，很不容易。在老毛时代，陈云想在鸟笼内搞点市场，就是“包产到户”，结果老毛要搞大集体，陈云很可惜地长期靠边站了。老毛在经济体制上搞成了铁盒子一样超级僵化，陈云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政治上相当有原则，还是把老毛当导师。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等下层自发改革，陈云一派也是乐观其成的，阻力来自华国锋等人。这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就称为改革的“黄金时期”，因为各方面争议不多，全国都受益，改革要能这样干下去就太好了。问题是以后的改革深化阶段，陈云这派和邓小平的两杆枪胡耀邦赵紫阳冲突很大。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不同意按陈云的意见搞“鸟笼经济”，他思想更开放一些，愿意去试一些更新的东西。政治手段上，就搞个中顾委，挡路的都拉到中顾委来当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来搞思想解放与经济实验。从人事上来讲，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只算是老邓这边的，八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惯。
　　
　　胡赵二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邓看中的是他们比较进取。但最终还是毛病太大，相继下台。胡耀邦人比较直，内心确实很正直，也很坚定。把他拉出来搞拨乱反正，反两个凡是，平反冤案，确实很合适，他也做得不错。所以当了总书记，也还算是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很大，并没有成熟的治国思想，乱放炮，也不知权变。表面上他有很多思想开放的言行，后来基本成了笑话，什么吃西餐之类的。他搞民族政策，更是胡来，直接导致后来西藏新疆出事。最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僚。太不讲情面，抓了不少老干部犯事的子女，枪毙的都有几个。这种做法让许多人下决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实在不少，老邓也不满意他，所以借着学生闹事等由头，最终下台。不过这时权力斗争确实比从前缓和，因此看老邓的面子，仍然当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从能力上来说，比胡耀邦要强很多，言谈风度确实不差。要论起邓小平前期搞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主要还是赵紫阳具体抓的。赵紫阳也有相当深的心机与谋略，并非胡耀邦那么一根筋把老干部都得罪光了。从能力与资历上看，赵紫阳确实最有希望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已经当了军委副主席。问题是，赵紫阳的思想相当接近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上面还有很多人镇着，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内心里确实相信民主自由这一套，并且他有一套长久的稳步推进的计划。说得不好听一些，象李登辉那样在国民党内隐忍多年，老赵也是干得出来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领导人，那苏联式的“新思维”运动是免不了的。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摊人，主要是两个研究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论探讨。偶而放了个河殇出来让全国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态，还是在上层务虚的多。应该说，这时他的安排还是很谨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计划都是相当长期的，并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对派就此大选，有相当务实的长远计划。
　　
　　但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社会上不知怎么的，出乎他的预料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就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热的，对于实际的政治冲突考虑得相当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无疑是狂热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几个冷静的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还有香港台湾美国的那些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就此把运动越整越火，彻底暴露了某些知识分子阶层推翻政权的意图。
　　
　　赵紫阳几经挣扎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想闹大夺权，他应该清楚知道他权争是不可能赢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没法停下来了，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就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认输了事，就跑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含义相当丰富。由于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所以也不肯妥协如胡耀邦那样任个次要职务，而是干脆光棍到底，保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这一下两个看不惯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陈云为核心的左派顺理成章的接管政权安排。由李先念提议，把江泽民调进京当头。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跌碎眼镜，包括江泽民自己，确实都想不到。这只能说明历史中有相当多偶然因素。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自然就是陈云建议的“鸟笼经济”。如果对1990年左右的经济政策有印象，想必还记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个字。这其实就是要搞“鸟笼经济”，这和大跃进后陈云提的那些“调整巩固”如出一辙，完全是陈云的路数。
　　
　　那时可以说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权。宣传的都是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起调节作为为辅的八股。
　　
　　鸟笼经济本身到底好不好？由于只是实践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到老邓南巡就被官办经济代替了，没法实践检验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论分析。鸟笼经济从表面上看官办经济只是个程度差别，官办经济中也是有大量的计划经济成分，“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味道浓厚的部门可以说是权势涛天。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当作成分多少，那么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不过是成分构成的细微差别。但是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选择鸟笼经济，就选择了去完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是为了完善计划。而选择官办经济，就是去完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会慢慢当堡垒一样慢慢攻破，是属于被破坏对象。从操作上来说，搞官办经济就没有可能计划与市场同时发展，肯定是市场革了计划的命。而搞鸟笼经济，肯定就是计划越搞越细越搞越大，市场也变成计划的一部分。
　　
　　鸟笼经济，形式上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操作上肯定也会灵活得多。陈云并非僵化之人，对于搞民生是相当支持的。但我认为陈云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对于计划还是迷信，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必胜计划的根本道理。市场需求推动的巨大力量，陈云没有充分见识过，我们后面会论述。等到官办经济发威几年，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不可阻挡。
　　
　　但这一切，还要等邓小平发动南巡对左派进行绝地反击才能实现，真正精彩的还在后面。
　　
　　(十六)邓小平的绝地反击
　　
　　1989年以后，邓小平坚决地从所有职务上退了下来。这时他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是培养接班队伍，二是推进改革开放。从培养接班队伍的角度上来说，他退下来的确有好处。因此，运气很好的江泽民一举当上了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由于江泽民不是邓小平选上来的（按照传言，邓想让李瑞环上来），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来的，邓小平能迅速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确实是真心为共产党执政团队考虑。
　　
　　江泽民天上掉陷饼（其实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职务历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样拱到中央，再配几个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跟个草台班子式的就开搞。怎么搞几乎没得选，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电视里宣布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奇怪。这说明共产党当时实在是没人了，老一辈人还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点的都没什么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辈基本没几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还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给这些不怎么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维活跃开放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动乱后职位或扒或降，有经验而比较保守的姚依林李鹏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务。
　　
　　应该说保守派并非如一些小故事编排的那样不堪。中国共产党选高级干部相当看重党内风评，断不是越无耻越阴谋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党内共识。例如高级干部子女问题，这是有成规的，到了一定级别的老干部或国家领导人可安排一两个子女到副部级，子女经商应当提供便利都属心照不宣的约定。从毛泽东以下都如此，27岁的李讷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26岁的林立果空降空军作战部，毛远新更是当到了沈阳军区政委，都是其来有自。文革时年青人上得这么猛，相比之下后来要收敛一些了。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如此行事，小蒋直接接班。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过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倾向一种是对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选，凭什么让你们那么容易升官发财。另一种理想化倾向也是愤怒，因此对主席整老干部特别支持，并对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发动群众斗官僚式的解释，对李讷毛远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间很多事都没有公平可言，却又急切间无法改变。这一点上，只有周恩来确实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就成了小团体，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党内还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风评，捞得太多了越界了众人也看不惯。老干部们肯定不是新闻或者悼词里说的那么完美，为子女捞些肥厚利益在所难免，但也不是可恶到开大会专门给自己后代分赃。所以高到一定层次的职位，烈士后代就有优势，李鹏江泽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高官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薄熙来有可能破此例）。
　　
　　邓小平其实早就对长远的干部年龄与知识水平问题有所考虑，80年代开始选了一大批学历与实际经验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级职位，王兆国这样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层。但人事主要还是按胡耀邦或赵紫阳接班这样来安排的。这两人短时间内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级别人事问题上没有准备，人事安排得重头来过。中央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败让出许多要职，保守派自然占据了这些职位。
　　
　　这就是江泽民初到中央时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赞成鸟笼经济，他没有选择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说话行事也按着保守派的样子，反自由化和平演变不离口，经济就是陈云那些熟套词汇，根本不敢鼓吹市场主导。这时社会舆论与经济发展都比较压抑，1989与1990这两年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社会上颇有一种改革开放不行了要回头搞计划经济的气氛。
　　
　　这段时期国际上连出几件大事让老邓心急如焚。89年两德统一，年底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90至91年海湾战争美帝军事革命效力初显，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阵营本来经济上就是绝对优势，这下和平演变与军事打击双拳出击威力已显，搞完了东欧下面要搞谁地球人都知道。西方这时对于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最后的共产大国还能挺几年，真不是开玩笑的。中国这边应对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变”，大学生入校先拉去军训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以老邓的智能，他知道这个是靠不住的。当初深圳农民纷纷逃港，邓小平没有蒙上眼睛说是农民思想问题，他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香港农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实质办法来，光靠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鲜似的深沟高垒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东欧式政权突变。不客气地说，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过去的。
　　
　　鸟笼经济加反和平演变，根本上是一个防守性的政策组合。如果苏联还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时危机不大。但是中国已成和演最大目标，在西方阵营那种绝对优势的打击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变，就不得不扎紧篱笆，搞不好就成了闭关锁国。西方阵营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变，共产党阵营的宣传能力退化得厉害，完全是挨打之势。你越是封闭，它越来劲，天天美国之音围着你一天24小时放，你干扰，它就搞别的法子，防不胜防。老邓水平不会这么差，他要绝地反击！
　　
　　老邓的核心思想，一个是要开放，绝不能搞封闭被动挨打，自己人越封闭越没本事没见识越容易上当受骗。一个是要搞经济，经济是自几发展与对外斗争的根本，而且形势紧迫慢了还不行。反和平演变搞搞就行了，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养的胡赵不行了，只好顺着余老之意，让江泽民搞，连军委主席都让出去了。结果看老江那样子越来越不成器，把个没前途的反和平演变放在嘴边，经济上就毫无主见地搞鸟笼经济，不紧不慢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增长毫无起色，老邓非常失望。往身边在北京的官员一看，不能说是坏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辈。自己没职务了，不好直接说事了，通过人放些搞市场开拓进取的话，在北京居然发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讲话，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了四篇扭转风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他的高层人事安排失败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边站了。在国内，他也要绝地反击！
　　
　　以上就是老邓92年初南巡时国际国内的背景。南巡这个事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快90的老人，没职务了，全国走了一通，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从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这次绝地反击在国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在胜利前进当中，而且一定会最终胜利。
　　
　　南巡的过程并不出奇，资料非常多，没必要详述。南巡到底是要干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话，我将其本意讲一下。老邓发起的整个事件是以南巡为标志，但其实是一系列动作，前后的人事安排至为关键，相当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最后一锤定音式的长远规划与最后交待。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老邓希望中国脱离政治的影响，社会主义好还是民主自由好，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放在一边，总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经济上，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有紧迫感，发展至上，什幺理论都靠边站，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了再说，实践不能等理论。国际上就扩大开放，主动出击，不能自我封闭被动等死，与其让你来和平演变我，不如我自己杀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确实是没有理论，无论是面对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还是保守派姓资姓社的责问，他都没有兴趣去玩这种文字游戏。文字与口头上争得再好，到底得实践干出来才算数。他的道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发展，为了发展，什幺都不要管了，开放也好，引外资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要顾忌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属于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苏联东欧的思想解放，仍然是从一种理论走向另外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论。在老邓这里，干脆就没有了理论，只有发展这一个目标。
　　
　　和平演变之类的其实是在搞理论，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骗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辩论。但老邓来了个釜底抽薪，中国人都不搞理论了，你那理论再能吹，再怎幺正确，反正我都不理了，那么和平演变就失去了目标，成了自说自话，闹到后来美国之音成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电台。这就是著名的“不争论”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争论是吧？送到美国去，那搞理论的人大把，你们到那扎堆去搞理论，满意了吧。你想争姓资姓社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是吧？到你们那几本破杂志上爱写啥写啥去，不要耽误我这里的经济建设。
　　
　　这个“不争论”绝对是个大智能。这不是某些左派所说的是因为老邓争不过，所以不让“真理在手”的左派说话。老邓“不争论”的智能是高一个层次的。从最根本上来讲，既然实践检验真理，那争论能顶什幺事？再进一步地说，理论又顶什幺事。理论不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低于实践的。你实践都没有做，搞什幺理论争论。所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论了。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不抓住发展机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腾腾两派“争论”民主自由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长久以来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以空对空玩理论，实际上看不起实践，经不起检验。面对老邓“不争论”的“实践”攻势，被打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两派都搞成了笑话一样，因为哲学上确实是低一个层次。等有了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出去争论的时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说根本不是对手。这可以说是老邓对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贡献，很多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中国人落后一个层次，很多人还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对的，民主自由却又并不带来富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国又那么可恶，想来想去想不通。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转来转去永远没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论，自己去实践，才有出路。
　　
　　就如现在一些左派所设想的“理想道路”，据此痛批改革开放，争什幺正确什幺错误，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这在境界上落了下层。按照“不争论”思想的精髓，说理想道路正确，现实道路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实道路错了多少，理想道路会有多么好都是以空对空没有实践为根基的虚假问题。有意义的是现实主义的实践探讨。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理论上”中国人应该全部团结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让坏人滚蛋，让好人上台，碰到困难就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解决，只要发挥人的本事总有办法解雇的，这样一定会好得不能再好地就发达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如此，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应该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开始“实践”去解决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实际问题，你就知道理论是个多没意义的事。很多人还在幻想反了贪官让好人搞，这都是思想上理论太多的毛病。
　　
　　“不争论”实际上不是不让说话，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论争论”的方法来说话。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对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那么这是很好的，这就不是“争论”了，而是“建议”了，中国政府真的是相当欢迎这类“建议”。但很多人实际上是这里那里的一些严重问题一通骂，然后忽然就跳到一个没有实践可能的结论上，例如要求回归“毛泽东路线”，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说起“毛泽东路线”实践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马上就知道这些理论是有多幺荒唐了。
　　
　　从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对老邓的攻势是挡不住的。老邓也可以黑着脸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上层虽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层干部与老百姓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顶得过任何左派引经据典的大套理论。老邓能够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谋好，实在是因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老邓用“不争论”这样绝大的智能发动南巡，让中国人思想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开始搞起了没有理论胡搞胡有理的官办经济。
　　
　　(十七) 政府成了“经济人”
　　
　　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
　　
　　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十八）崩溃危机
　　
　　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万吨钢，你只干出200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二十）企业效率问题
　　
　　官办经济的核心难题是企业问题。外部条件基本稳定后，企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朱镕基用抓银行与抓出口的两手，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银行收归中央管理，那么企业不能再把银行当不用还的钱袋子，要到市场里去靠本事挣钱。有了出口这条路，市场就大了很多，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明确多了，要主动去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官办经济里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两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场以利润为目标，这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要面向全球市场，不能自我封闭，这是把市场的范围界定下来，不是说就在中国搞个封闭的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到世界经济体系里捞食。这个框架也是不停发展的，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进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以半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彻底杀入了世界市场。但方向是明确的，从来没有退回去说不要利润了搞计划经济，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要国外市场。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些理论争议，以空对空地谈是不是计划经济更好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更重要都可以，但实践上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与进展，肯定不会变，想变的人结果就是靠边站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在这种框架内，企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一切的关键。在计划的框架里，效率并不是大问题，计划是根据效率来的，无论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计划经济。一个厂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产10万吨钢，我要100万吨钢就开10个厂子，全国弄几百家钢铁厂。发展到后来，钢铁厂数量比西方国家多一个数量级，单产就少一个数量级，总量世界第一是这么来的。前苏联也差不多，造飞机材料不过关，我多生产些部件，从中间选几个好的就能给战斗机用了，其它的废了就废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这种体制内效率也是会提高的，因为搞计划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处，但提高就比较慢，因为不提高也还是有办法搞，并不是很着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没效率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靠保护生存，一个是破产或者被并购吃掉。你没有效率，到市场上的产品性价比就低，就卖不出去，这个没啥道理好讲。而且效率本身还很残酷，你只有做到前几名才有活路，半调子似的比自己过去进步是没有用的。能造什幺东西，解决了有无问题，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效率产生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推动力毫无疑问比计划经济要强得多。
　　
　　这也不是说就一定开放比保护好，市场比计划好，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好不好的标准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你可以去论证计划经济好，成就大，苏联或者中国可以造出卫星飞船，能造不少东西，所以很好。这种理论问题可以随便，但实践中只要是竞争，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润，没啥道理好讲，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可以说，对某个产业，应该适当保护，甚至用计划的办法搞，边保护边自我提升效率，这样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开了用市场的方法发展。这是相当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计划经济要是到达了理想状态能够干成什幺样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效率是相当差的，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70年代末，按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人均产量），在一些行业日本的生产效率是中国的百倍以上，中国100个人造的车日本1个人造了，美国农业的效率也在中国的百倍以上，100个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多。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是两大阵营有竞争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是西方阵营的对手。这种状况是无可辩解的，就是因为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在效率上失败了。你可以说人们对没效率地生活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大家庭，还过得很高兴（的确不少人喜欢这样）。但地球政治本质就是竞争，没有这样的桃花源给你过精神生活。一方面你自己会出毛病，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来和平演变你，硬拉着你去竞争，你效率低根本档不住。
　　
　　从以上讨论可知，朱镕基要搞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以前搭了个大架子，但是没有效率，竞争不过人家，老朱下决心把效率提上去到全球去竞争！这个大方向上老朱没有错，他用了很多办法可以说是出尽百宝为此努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这一点上我确信历史将会给老朱一个公道。某些办法本身有很多错误，并不成功，这完全正常，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宗旨就是操作主义允许失败，实践中也不可能有不犯错的完美人物，肯定是多做多错。有些办法的确提高了效率，但就令部分人利益受损，这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来看，老朱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大动作，是相当进取的，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数量级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的效率差距由百倍前进到十倍以内（这也是按具体标准来算的，就是个进步非常快的意思）。
　　
　　现在一些领域中国企业的效率已经相当厉害，别的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的。最突出的是纺织品领域，中国造的是又便宜又好，能够给中国贡献一年10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如果放开来竞争，那么一定是中国把全球市场基本占光，搞个2000亿美元不成问题。这就是提高效率带来的好处。你可以说纺织品来钱不够多（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利润大头，不可小视），不如造飞机挣钱多，所以要去造飞机。但是你占住了纺织品市场再去想该不该造飞机，总比连纺织品市场都搞不定空想造飞机一步发达要好。
　　
　　企业效率的数值描述方法多种多样，经济学名词很多。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大致就是企业各方面综合效率的体现。中国的出口10年增长5倍，不是靠出口原材料，基本都是打出来的，根本原因肯定是效率提升。我们可以去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