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许良英：驳民主缓行论
题记：此文系应《蛇口通讯报》之约而写的，写于1988年9月9日，被搁了4个月，才于1989年1月9日刊出。由于该报在内地发行量极少，很少有读者见过此文。 1988年11月10日，北京几家民间学术机构联合召开“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我发言的主题就是驳“民主缓行论”，并强调要冲破旧框框，摈弃“四化”、“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民主”这类不科学的概念。
民主，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已是中国人民的战斗口号；新中国建立前，共产党也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号召；80年代初期，宪法上又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可是，近年来报刊上议论民主的文章为数甚微，而其中大部分，要不是在枝节问题上绕圈子，就是故意设置思想障碍，甚至为民主恩赐论辩护，卖玄弄虚地宣扬民主仅是个“朦胧的理想”，等等。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
（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 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
（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 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但在历史和事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要作些简单比较、分析，就足以使其不攻自破。
第一，“落后”是个相对概念，目前中国经济比起发达国家固然是大大落后了，但比2500年前的古代希腊雅典决不落后，甚至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可是雅典在2500年前就实行过历时200多年的民主制，行政、军事领导人和司法人员都由自由民选举产生。200年前美国独立时即实行民主制，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后，坚决拒绝继续连任，而且也没有以“你办事我放心”为理由来指定所谓“接班人”；美国也并没有因此就天下大乱。而美国的工业化，1807年开始，1860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民主并不是一个钱的问题。实行民主，不需要多花一分钱，相反，倒可以大大节省政府开支，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民主监督下，才能保证为政清廉。
第二，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我国至今未能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制，全国有1/4的成年人是文盲，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但这决不是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理由，因为，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
在美国，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州是宾夕法尼亚，开始于1832年。教育最发达的马萨诸塞州1852年才实行义务教育，到1870年才有2/3的州实行义务教育，在这以前，美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及今天的中国。而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Tocqueville)经过实地考查，写出了巨著《美国的民主》，对美国民主制给以高度的评价。
由此可见，普及教育虽然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不是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以教育不发达为理由，认为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条件；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目前仅占2.5%)。甚至还有主张削减文化教育经费的。
第三，民主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几千年的传统确实无缘， 我们有“为民作主”的传统，却从来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前不久输入中国的，1949年就统治了中国大陆。而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
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是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当时仅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传播，30年后它就被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民主思想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建国已将近40年了，以传统为借口而推迟民主的实现，不过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当然，传统的影响是有的，但主要不是表现在黎民百姓身上，而是在那些自命有权或有责任“为民作主”者的身上。因为，民主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排斥民主，只能说是历史和逻辑的颠倒；颠倒者必然要受历史的惩罚。如果说没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中国的特色，那么这种特色仅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烙印。封建传统与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是实现民主的最大障碍，而形形色色的民主缓行论多多少少同这种传统有瓜葛。
第四，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法治为基础。
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在所谓“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决策者既要人民承受饥饿和浮肿病，又把人民作为“驯服工具”，这种历史悲剧(事实上是民族灾难)在今天无论如何是演不成的，因为时代和人民毕竟都不同了。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当前民愤极大的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官商、官倒、贪污、受贿、浪费和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如不能有效地制止，势必导致改革的最后失败，人民和国家将再受一场浩劫。
要同这些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不能依靠少数官吏，因为“官官相护”已成历史通病。要根除腐败，只有使一切官吏无例外地置于人民的公开监督之下，首先是接受舆论的监督。要使舆论产生有效的监督作用，必须彻底改变舆论一律的传统，公民应该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
